孫中山，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為名,1866年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一個農民家庭。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辛亥革命的主帥和旗手，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動了經濟與社會的變革，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今年是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為緬懷他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歷史功勛，學習、繼承和發揚他的愛國思想、革命意志和進取精神，借鑒他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同宗教界結成統一戰線的理念，現梳理其與佛教的淵源及其佛教思想，以資紀念。

　　一、青少年時期破除迷信

　　中山先生祖籍廣東省東莞縣上沙村(今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上沙村)，根據中山先生故居《孫氏家譜》記載，始祖至四世祖都在東莞上沙居住，五世祖禮贊公始遷至廣東香山，先輩族譜仍以上沙作為“故鄉”。中山先生于1912年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還特意與東莞孫氏宗親合影留念。

　　1879年，少年時期的孫中山隨母赴檀香山(今美國夏威夷)，長兄孫眉資助他比較系統地接受近代西式教育。1883年，孫中山歸國居翠亨期間，對祖國的貧困落后頗感不滿，結合在外所學所見，力倡村里采取興革鄉政的措施。當他看到地主利用神像騙財害人、愚弄鄉親，便極端排斥民間信仰，認為廟宇中的偶像崇拜是愚弱國民的精神癌瘤，欲使民族振興，先要思想解放。他與同村好友陸皓東、楊鶴齡到村廟北極殿，折斷北方真武玄天上帝之手指，刮破專司生育的金花娘娘塑像的臉皮，毀壞一只耳朵，并說：“看你這樣威風，現在又能奈我何？”以此行為來破除封建迷信、喚醒鄉親并解放思想。少年孫中山只是極端排斥被地主利用來騙財害人的民間信仰，并非針對佛教等某一具體宗教。事后，孫中山也認為這樣做是不妥的，當時只是憤世嫉俗，激人省悟。但此次因破除迷信而毀壞北極殿神像的行為被村民指責為瀆神，在各方面壓力下，他被迫赴香港躲避。

　　二、革命時期深交佛教界朋友

　　中山先生在從事革命活動期間，認識與結交了許多佛教界知名人士和朋友，如虛云老和尚、宗仰上人、蘇曼殊居士、太虛大師等，彼此之間互相支持和幫助，從而使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中山先生與宗仰上人的真摯革命感情即為一例。

　　1894年，中山先生在美國檀香山組建興中會，次年，在香港設立興中會總部。1901年，宗仰上人在上海組織“中華教育會”并擔任會長，主編《蘇報》，配合中山先生鼓吹和宣傳革命。1902年，因《蘇報》發表推薦鄒容《革命軍》和駁斥改良主義政見的文章，宗仰上人遭通緝并于次年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宗仰上人與中山先生相見后相談甚契，后資助中山先生離開日本赴檀香山。宗仰上人在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并領導和主持興中會在日本開展工作。1908年，宗仰上人由日本返回上海創辦上海愛國女校，中山先生在美國寫信給宗仰上人，告訴他痛斥康有為、梁啟超及與保皇派斗爭的情況。信上說：“中央上人英鑒：橫濱來函，已得拜讀。弟刻在檀島與保皇黨大戰，四大島中，已肅清其二，余二島想不日可以就功，非將此毒鏟除，斷不能做事。但彼黨狡詐非常，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在此地則曰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洲則竟自稱其保皇會為革命黨，欺人實甚矣。旅外華人，真偽莫辨，多受其惑。此計比之直曰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計狡矣！聞在金山各地斂財已百余萬，此財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滿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騙得此財，以行其保皇立憲，欲率中國四萬萬人永為滿洲之奴隸，罪通于天矣！可勝誅哉！弟等同志，向來專心致志于興師一事，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遂使保皇縱橫如此，亦咎有不能辭也。今當乘此余暇，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則財力可以無憂也。務望在滬同志，亦遙作聲援，如有新書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并當竭力大擊保皇毒焰于各地也。匆匆草此，即候大安！弟中山謹啟。”從信中可以看到中山先生與宗仰上人患難相交、匡襄革命的真摯感情與革命情懷。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后，中山先生歸國任臨時大總統，他請宗仰上人出世輔助國事，為國民革命建設事業繼續服務。宗仰上人因要潛心從事佛事，乃婉言謝絕。1918年，宗仰上人至南京，應邀任棲霞寺主持，對棲霞寺作大規模修復，中山先生得知后立即捐銀萬元資助，使其面貌有很大改觀。宗仰上人此后被尊為棲霞中興始祖。中山先生說：“佛學之理，使上智精研而無窮，佛之戒律，使下愚警覺而易入。世間世出，澈上澈下，義極圓滿。”這不僅體現了中山先生對宗仰上人情誼的珍惜，更包含著對佛教事業無微不至的關懷。

　　三、臨時大總統任內支持關懷佛教組織

　　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后，對佛教界組織、新興佛教團體大力支持，對佛教界所請求之事皆盡心盡力。

　　1912年年初，太虛大師在南京毗盧寺發起組織成立中國佛教協進會，中山先生與太虛大師會面并贊許其舉動，安排秘書與太虛大師商談具體細節。2月，中國佛教協進會在鎮江金山寺如期召開成立大會，影響頗大。此事與中山先生大力支持密切相關。

　　1912年3月，李證剛與歐陽漸、桂柏華、黎端甫等7人發起組織全國性的佛教會，歐陽漸執筆撰寫發起緣起及章程并呈報南京臨時政府，請求批準立案。中山先生閱讀后，立即復信準予成立中國佛教會，并以國家元首身份，提出保護信仰宗教自由原則。他在回復李證剛信中說：“敬復者，頃讀公函暨《佛教會大綱》及其余二件，均悉。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攝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暢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贊嘆。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與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凡承乏公仆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貴會《大綱》，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條件亦一并附發。復問道安！孫文謹肅。”同時，中山先生下令教育部準予佛教會立案。中山先生的復信，沒有簡單地把佛教視為迷信活動，而是本著信教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復信，深刻體現他對佛教與中國社會關系問題的精辟見解和對佛教徒的親切關懷。他不但批準佛教會的申請，還把呈文交由教育部立案，目的是為使佛教會在法律上取得“社團法人”地位和資格，使之合法化。這是為佛教會長遠利益而精心考慮的，同時也闡明了國民政府對宗教信仰的政策和態度。他坦誠指出：“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宗教信仰者絕不得干與政治，才能得到國家的盡力保護。”中山先生對待佛教之態度，可謂觀點明確，語言懇切，感情真摯。

　　中山先生的復函內容中，同意中國佛教會的立會宗旨，肯定其在中國社會和學術研究中的作用，同時肯定了佛教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宣導了中國佛教徒認清守戒清修的正確道路，贊揚了歐陽漸等人為振興佛教、弘揚佛法所做出的貢獻，推介了近代歐美諸國政教分離的做法。這些有關佛教問題的函電，顯示了其對佛教的贊揚和支持。

　　四、深受佛教信眾愛戴

　　中山先生對佛教的重視及對佛教徒的親切關懷，博得了廣大佛教徒和信眾的敬仰和愛戴。

　　1912年5月，當中山先生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由南京至廣州時，廣東佛教徒即推廣東佛教總會(后改為中華佛教總會廣東分會)會長鐵禪和尚領頭，以廣東佛教總會名義在廣州六榕寺召開歡迎中山先生大會。中山先生攜同家屬、隨從人員和廣東軍政府大都督胡漢民等出席歡迎大會，還興致勃勃地登上六榕寺的九級浮屠——花塔游覽，并當場題贈了“平等、自由、博愛”和“闡揚佛教”兩塊匾，勉勵廣東佛教徒遵守“臨時約法”上有關宗教信仰的規定，進行正當宗教活動，最后還和出席歡迎大會的全體人員合影留念。“平等、自由、博愛”，既體現了中山先生“登斯民于衽席”的偉大抱負和建立完美民主社會的政治理想，也符合佛教“普度眾生”的精義，所以曾經長期懸掛在廣州六榕寺內，供人景仰。至今，翻拍照片還懸掛在廣州六榕寺大廳內。中山先生出席歡迎大會時所攝照片，生動記錄了他勉勵和關懷中國佛教徒的親切形象，也反映了中國佛教徒對中山先生的尊敬和愛戴。

　　南懷瑾曾經在《禪學講座》中說道：“過去我在西藏，有一位大德告訴我，中山先生是色界中大自在天的天主下凡，來救我們中國的。”由此可見，在藏族同胞心目中，已將中山先生當成下凡的天神來看待。

　　五、孫中山的佛教思想

　　1921年，中山先生在桂林對滇、粵、贛三軍官佐發表論述物質和精神關系的《軍人精神教育》講話時指出：“佛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他的動機是大智、大仁、大勇。”早在1904年，中山先生撰寫《中國問題的真解決》，針對清政府的腐敗統治指出：“佛教乃是漢朝皇帝傳入中國的，人民以很大的熱情歡迎這個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漸繁盛，現在已成為中國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種。”通過分析佛教歷史，中山先生深刻認識到宣傳的重要性，他得出結論：“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亞洲全部，信仰的人數比哪一種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于釋迦牟尼善于宣傳的效果。”由此得出的極大的啟示是，“對于國民革命和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也要大力進行宣傳”。1924年10月，中山先生在廣東韶關誓師北伐前夕，曾率眾前往嶺南古剎南華寺游覽。途中，中山先生就南宗禪與大家進行交流與探討，“汝等須知，佛教平等，重博愛，慈悲救世，主旨正復相同”。中山先生認為佛教包含平等、博愛思想，與近代流行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是一致的，革命主旨與佛教的主旨都是救人脫離苦海。

　　中山先生深切地體會到，宗教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他認為：“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佐科學之偏。國民不可無宗教思想，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他說：“國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挾之，則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親睦。”至于佛教問題在中國，他認為：“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還與民族、外交、國防等許多方面的工作有關，又是研究、整理歷史文化遺產所不能繞行的隘口。”

　　1911年，云南大理賓縣雞足山祝圣寺高僧虛云法師與寄禪和尚赴南京晉見中山先生，議定修改佛教會會章，中山先生應請為祝圣寺題匾“飲光儼然”。1912年，中山先生為廣州六榕寺題“闡揚佛教”，為寺主持鐵禪和尚題“自由、平等、博愛”；到杭州白云庵看望當年熱心支持革命的智亮和尚，親切交談、合影留念后，揮筆題寫“明禪達義”匾額。1916年，中山先生一行游浙江象山群島時，除留下《游普陀志奇》一文外，還應普陀寺山僧之請，題“與佛有緣”“常樂”“我凈法堂”等4件墨寶。有“民國第一畫佛高手”之稱的“辛亥首義老人”錢化佛，民國初年提倡新劇，為勉勵其演新劇，中山先生1920年為其題寫“作如是觀”橫幅，后又特郵寄墨寶“無量佛”相贈，錢化佛畢生將之視為瑰寶。1921年，素有“嶺南之冠”的大佛寺成立“廣州佛教閱經社”，深得中山先生贊許，乃親筆贈書“闡揚三密”匾額以示鼓勵。蘇曼殊大革命時期活躍于東京、上海等地，人稱“革命和尚”，后英年早逝。1924年，中山先生特在其書稿、手卷展出時題寫“曼殊遺墨”，深切紀念曼殊大師。

　　中山先生對待宗教問題和佛教問題是非常客觀和辯證的，其宗教觀顯示出他對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繼續探索的方向和開拓創新的勇氣，其對佛教的肯定態度，顯示出其希望利用佛教來宣傳愛國思想，排斥宗教中的迷信成分，團結佛教信徒，建設民國時期的新道德，進行政治革命的實踐活動。這些見解和經驗，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