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王小彬

　　四、利用西藏的自然和人文資源發展旅游業

　　1980年，西藏旅游業開始起步。1982年，國家旅游局向國務院提出發展西藏旅游業的請示，并撥付給西藏自治區350萬元無息貸款，專門用于開發旅游資源。1984年，西藏自治區提出將旅游業作為“振興西藏經濟的突破口和帶頭行業”的工作部署，成立了西藏自治區旅游總公司。1985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全國各有關部門對西藏的旅游事業發展予以支持。同時，43項工程中8座旅游飯店的建成也為西藏發展旅游業提供了硬件支持。1985年后，西藏旅游業獲得超常規發展，國外旅游者也大幅增加。1992年與1980年相比，旅游人數增長了21倍，其間的1988年和1989年受“拉薩騷亂”的影響，旅游人數一度回落，從1990年開始得到迅速回升。

　　五、在內地創辦西藏學校和西藏班，助推西藏教育事業發展

　　“二次會”后，經國家計委、教育部和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共同協商，確定在內地16個省(市)舉辦“西藏班”，在北京、蘭州(或西安)、成都，籌建3所西藏學校。1985年秋，全國16個省(市)的“西藏班”同時開辦。到1998年，全國已經有各類西藏初中班(校)及西藏中專班140多所，遍布全國28個省市區。

　　在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推動下，西藏自治區不斷深化改革，沖破了長期束縛西藏發展的生產經營管理體制，釋放了活力，推動了西藏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快速發展。到1985年底“六五”計劃結束時，西藏社會總產值從1980年的9.71億元增長到22.24億元(含中央補貼)，比1980年增長近130%；農牧業生產總值(含副業)從5.32億元增長到10.89億元，增長一倍多；工商業生產總值(包括工業、建筑業、運輸郵電業、商業)從4.38億元增長到11.35億元，增長159%。農牧民人均年純收入從1980年185.90元增長到364.13元。西藏與內地省市的差距不斷縮小，各族群眾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并開始逐步走向富裕。

　　記者：改革開放初期西藏工作的曲折發展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小彬：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藏工作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失誤，形成了在曲折中發展的局面。一方面，這一時期西藏在全國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和各族干部群眾的努力下繼續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在清除“左”的影響，落實統戰和宗教政策，進行機構調整的過程中，由于對中央的政策把握不夠準確，對西藏的歷史和現實缺乏深刻理解，導致了一些偏差和失誤產生，在各族干部群眾中引發了一些思想認識上的混亂，不但影響了西藏建設事業，也使分裂勢力滲透煽動、制造騷亂事件有了可乘之機。探索中的偏差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對西藏社會的特殊矛盾認識不清、重視不夠，即所謂“丟掉四個擔心，提高三個興趣”問題。

　　在“二次會”上，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在對西藏特殊性“再認識”的基礎上，提出西藏同志對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認識，在有些問題上擔心太多了，認為西藏同志思想不解放的主要原因是被“四個擔心”所束縛：擔心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擔心黨的領導會不會削弱、擔心宗教的影響會不會愈來愈大、擔心西藏會不會重新出現大叛亂。因為對這些問題“想的太多，憂慮太多……那就很難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認真思考另外一些本來應當更多思考的問題了”。還認為，由于西藏地方存在“四個擔心”，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對三個問題想得不夠，興趣不濃。會議要求西藏自治區丟掉四個擔心，增加“三個興趣”：1.發展經濟；2.尊重和保護西藏文化；3.切實做好統戰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特別是團結上層代表人物，同他們開誠布公、真誠合作，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

　　在“四個擔心”與“三個興趣”的關系上，認為正是因為有“四個擔心”，才導致在三項重要工作上打不開局面，因此，建議西藏自治區黨委“翻一個個兒，把‘三個興趣不濃’搞濃起來，而把‘四個害怕(擔心)’大膽放下”，“丟掉四個擔心，提高三個興趣，就有可能使西藏工作大進一步，你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也會有一個較大的提高”。

　　對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思想不解放根源的這個分析并不準確。在全國改革開放飛速發展的情況下，西藏的發展相對較慢，其中確有思想不夠解放的原因，但是束縛思想的主要是傳統社會主義觀念、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而不是什么“四個擔心”。“四個擔心”與“三個興趣”之間不是邏輯上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提高“三個興趣”固然重要，但也決不能忽視“四個擔心”。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是堅持改革開放。“四個擔心”是政治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在西藏工作中的具體表現，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西藏工作中的具體表現。正如不能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一樣，在西藏工作中也不能把“四個擔心”和“三個興趣”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如果對此不加以重視和防范，“四個擔心”就不僅僅是擔心了。后來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四個擔心”并非多余。丟掉“四個擔心”，實質上是對西藏客觀存在的特殊矛盾認識不清、重視不夠。

　　二、大批內調進藏各族干部。

　　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偏差，表現之一是大批內調進藏干部。1980年5月，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到西藏考察，認為“漢族干部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提出只留15%，其余分批內調。“漢族干部完成歷史使命”的結論、對少數漢族干部不正之風的批評以及內調方案，既不準確，也不符合西藏實際。實踐也證明，這一結論和評價不但使很多長期戰斗工作在西藏的漢族干部感到傷心，也使民族關系出現一些問題。在其后幾年中，西藏自治區根據中央政策安排，共內調了三批干部、工人，實際調出黨政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2萬多人、工人2.5萬人，連同這些人的家屬子女共計約8萬人離開了西藏。

　　在進藏干部內調過程中，由于實行了“壓數字、定比例”等辦法，西藏一些地方的工作受到了嚴重影響。許多熱愛西藏、熟悉西藏，有水平，甚至懂藏漢兩種語言的領導骨干和業務技術骨干調走了。多年以后，原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同志對此有過一個較中肯的評價：“80年代的前幾年，大批干部、職工倉促內調，內地干部職工突然離去，當地干部難以替補，貽誤了西藏的建設事業，本來較為融洽的民族關系，也發生了逆轉，助長了不安定因素的發展。”

　　陰法唐同志在《老西藏精神的延續和發展——兼談孔繁森的成長之路》一文中也指出：“漢族干部、職工(包括其他民族的干部職工，下同)進藏參加西藏建設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義務，沒有源源不斷的漢族干部職工進藏，西藏建設的困難不知會增加多少倍。漢族干部職工進藏，過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其數量，按小平同志指出的，根據是否有利于西藏的建設來考慮。但是，當時的決策人，忽視漢族干部職工在西藏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認為漢族越少對西藏的建設越好，導致了大批進藏的漢族干部和職工往內地大調動、大遷移，使許多政治思想水平高，能力強，熟悉西藏情況，懂藏語文，對西藏有感情而又甘愿在高原上工作的同志離開了西藏，繁森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因而造成了莫大的損失和嚴重后果。”

　　民族團結是西藏穩定的基礎，民族團結的核心是各民族干部的團結。進藏干部職工的大批內調，使西藏工作傷筋動骨、傷了元氣，不僅影響了專業技術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對內地進藏干部的評價和調離，使干部隊伍中出現了思想上的混亂，使西藏原來比較融洽、和睦的民族關系、民族團結受到了影響和損害。

　　正是看到了大批內調造成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在1987年會見美國總統卡特談話時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區，地方大得很，單靠二百萬藏族同胞去建設是不夠的，漢人去幫助他們沒有什么壞處。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漢人來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

　　表面上看，是一個“進藏”和“出藏”問題，實際上是“建藏”和“援藏”問題。這涉及中央治藏方略、西藏工作方針政策上的大問題。西藏工作中曾經發生的這些問題和偏差，是我們黨自己發現、自己糾正的。西藏改革開放三十年，前十年，是在探索中起步，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標志著西藏改革開放的啟動和深入，在政治方面，總的形勢與全國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一致，取得了重要進展，同時也出現了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問題。直到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紀要》形成，成為西藏工作“一個轉折點”，開始了帶有轉折性的發展，到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基本上完成了這個轉折。

　　三、對西藏革命和建設中的特殊情況，以及中國共產黨長期依靠百萬翻身農奴取得革命勝利的歷史和實際認識不深刻。

　　1985年11月，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提出西藏要開展“三個進一步”思想教育：一是進一步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進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響，三是進一步端正思想路線；抓好兩件大事：一件是機構改革，一件是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決定1986年在全區廣泛開展“一切從西藏實際出發”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從1986年4月開始，歷時一年零九個月，它對于肅清“左”的影響，正確認識西藏區情，堅持從西藏實際出發，進一步落實各項方針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然而，由于過于強調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共性與個性的關系，使西藏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在一味強調特殊性的氛圍下受到了一定阻礙。

　　“三個進一步”的核心是清“左”，因為中共西藏自治區主要負責人認為，“八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7年)的實踐說明，由于‘左’在西藏影響深，而且長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所以對西藏‘左’的影響不可低估”。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西藏自治區組織全區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進行清“左”，人人都要“擺‘左’的表現，談‘左’的危害，深入查找‘左’的根源”；同時還在全區范圍內展開清除“文革”遺跡活動。在清“左”過程中，把正常工作中可以糾正解決的問題，拔高為指導工作方針，使干部群眾的思想離開經濟建設中心，用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開展清“左”、批“左”活動，對許多復雜的事物，用“左”或“右”去套，客觀上導致否定過去、甚至連“文革”以前取得的成就也作為“左”加以批判，出現各部門、各行各業都要檢查“左”的不正常情況。

　　民主改革后，在百萬翻身農奴中成長起了一支藏族黨員干部隊伍，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在西藏革命和建設的主體力量。“二次會”召開前后，一些藏族黨員干部被認為是在長期“左”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仍然帶有“左”的思想殘余。在“三個進一步”指導方針下，片面強調清除“左”的影響，不同程度地傷害了一大批黨長期培養起來的民族干部、長期建藏的各族干部和長期支持擁護黨和政府領導的基本群眾。出現這一曲折的主要原因，是在意識形態和組織路線上，對西藏革命和建設中的特殊情況，以及中國共產黨長期依靠百萬翻身農奴取得革命勝利的歷史和實際認識不深刻，不自覺地脫離了黨的群眾路線。

　　四、落實政策把握尺度有所偏差，造成了干部群眾思想上的混亂。

　　“文革”結束后，西藏自治區就開始著手逐步落實人的政策。1980年后的幾年中，西藏自治區在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的基礎上，又為數以萬計的人平了反，復查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冤假錯案，實事求是地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對社會主義改造中被劃為富農、富牧的一律進行了糾正，被劃為富農富牧分子或反動富農富牧分子的一律予以平反；被劃為資本家的全部進行了平反。對未叛貴族、寺廟、牧主，凡是未按贖買政策處理的，全部予以糾正并改為贖買。對1969年“平叛”和“三教”“四清”中的問題，也“全錯全平，部分錯部分平，不錯不平”。在大規模落實人的政策基本完成后，還明確規定以后“凡未發現或未處理的，一經發現，隨時處理，不留尾巴”。經過幾年努力，西藏自治區到1984年已經整體上完成落實政策工作，黨和政府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

　　“二次會”后，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決定在清“左”的基礎上，再次進行落實人的政策。1985年7月9日，西藏自治區恢復成立“落實政策領導小組”，重新對愛國人士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財物和部分群眾在“文革”中因“破四舊”等損失的財物進行清查、退賠和折價賠償。在落實政策中，經濟補償力度較大，1988年經濟補償高達2.16億元，1992年增加到4.29億元、占當年全部財政支出25.8%。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曾指出，“解決歷史上遺留問題要快，要干凈利落，時間不宜長”，“向后看是為了更好地向前看”。“三個進一步”指導方針確定后，西藏自治區黨委將落實政策作為重中之重，越落實越細、越落實越多，原本準備收尾的落實政策變得沒完沒了，落實政策變成了“向后看”，不但沒有達到團結一致的目的，反而加重了對一些問題的分歧，造成了干部群眾思想上的一些混亂。直到198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同志進藏考察提出，“落實政策不能沒完沒了，落實政策著重政治解決，經濟適當補償”，這才告一段落。

　　五、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關系處理偏頗。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關于西藏社會階級力量的分析，即在西藏進行經濟建設、反分裂斗爭、鞏固統一戰線主要依靠誰的問題，尤其是對統一戰線中上層統戰人士作用的判斷上，有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在貫徹落實西藏工作座談會關于西藏統戰工作指示精神的過程中，西藏自治區黨委對于做好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統戰工作，提出了一些新觀點。1987年6月，自治區黨委主要領導指出：“民族、宗教上層人士有同黨長期合作、互相監督的經驗，有同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光榮感，也有維護祖國統一、促進西藏發展繁榮的強烈責任感，他們是西藏工作中重要的依靠力量。”隨著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在西藏的推進，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積極參與黨和政府的各項工作，對西藏工作的開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統戰工作是西藏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統戰工作特別是有影響的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對于做好西藏工作有著重要意義。但是，統一戰線不能代替黨的領導，統戰人士也不能代替黨培養起來的廣大藏族黨員干部；照顧統戰人士的利益，但也不能忽略廣大藏族群眾的利益。對于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一些意見和建議，正確的當然應該積極采納，不準確或者囿于一些認知因素不正確的，則應該耐心細致地做好解釋說服工作，而不是無原則地遷就。由于突出強調統戰工作的重要性，突出強調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作用，一些干部群眾開始產生了“誰是西藏工作的依靠力量”的疑問。具體說，就是在反“左”糾“左”過程中，加大宣傳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強調對統戰對象的團結，落實統戰對象政策。相比之下，關于統戰工作屬于黨的總工作的一部分，應受黨的總任務制約，必須接受和服從黨的領導，說的較少；對統戰對象教育，對某些錯誤應進行批評，講得較少，或者根本就不講；對于新時期統一戰線基礎是工農聯盟，廣大工農群眾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是西藏發展和穩定依靠的主要力量講得也較少，實際工作上重視和發揮群眾作用不夠。

　　干部群眾的疑問反映了這一時期西藏統戰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二次會”后，自治區黨委將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定位為西藏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自覺地忽略了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性質，模糊了統一戰線與黨的群眾路線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西藏的建設和發展主要依靠一大批黨長期培養起來的藏族干部、長期建藏的各族干部和長期支持擁護黨和政府領導的基本群眾。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的基石，理論上和政策上任何對西藏工作“依靠力量”的忽視，就會動搖黨的群眾路線，就會使西藏工作出現曲折和偏差。

　　總之，綜觀幾十年統戰實踐，有一條經驗是極為寶貴的，那就是必須首先明確統戰工作的地位及功能。統戰的目的，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忽略了這一點，統戰工作再“有聲有色”、統一戰線再龐大，都失去了其存在和發展的價值及意義。當然，統戰工作作為中國共產黨調動積極因素的一條重要戰線，應高度重視，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它是在群眾路線——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前提下的一項重要工作。群眾路線不能代替統戰，統戰更不能代替群眾路線，否則，就會出現兩種結局：不是失掉黨的基本力量，就是失掉本應調動起來的一部分積極因素。無論哪一種結局，都會導致黨的事業的重大損失、甚至失敗。

　　六、宗教工作一度出現了重落實政策、輕管理引導的局面。

　　1984年，中央領導同志在“二次會”上講話說，“關于寺廟，西藏原有2700多座。現在計劃修復開放70幾座，實際維修開放了31座。可不可以考慮，在1989年之前，逐步恢復到200多座，也就是原來2700座的百分之十不到，或者再少一點”。事實上，寺廟和僧尼數量激增數倍，到1988年，西藏全區寺廟達到1425座，僧尼34600人，個別地方出現宗教狂熱和失控現象。加上達賴集團利用開放之機進行滲透破壞，導致在1987、1988、1989年拉薩連續發生四次騷亂事件。一些寺廟的部分僧尼不遵守國法寺規，參與騷亂鬧事。在進一步清“左”和落實宗教政策過程中，西藏自治區寺廟數量和住寺僧尼人數有了較大增長：到1987年5月底，西藏已修復、開放寺廟234座，宗教活動點743處，合計970多處，住寺僧尼14320人。短短兩年內，住寺僧尼人數增長了一倍多。除了政策上確定要修復開放的寺廟外，各地市和群眾自發修復的寺廟迅速增長。昌都地區到1988年7月底，已修復和正在維修的寺廟已達413座，占該地區改革前寺廟總數的84.3%，其中未經任何部門批準而修復和正在維修的占35.1%，住寺僧尼人數已達2.2萬人，為改革前住寺僧尼數的50.7%，占到全地區人口總數的4.57%。

　　1985年12月，自治區黨委在征求了相關愛國上層人士的意見并請示中央統戰部后，于1986年重新恢復停止了20年的傳昭大法會。1986年2月17日，大法會在拉薩舉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專程從北京到拉薩主持大法會，西藏自治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集體穿藏裝出席大法會。拉薩傳昭大法會的恢復，一方面滿足了信教群眾的愿望，一方面也在黨員干部群眾中引發了一些議論，思想認識上產生了一些混亂。

　　記者：整體上看，“二次會”前后這個階段，西藏工作的成效和形勢如何？

　　王小彬：如果簡單概括，可以說改革開放初期，西藏農牧區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西藏長期存在的封閉、半封閉狀態開始被打破，標志著西藏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推進。一方面，這一時期西藏在全國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和各族干部群眾的努力下繼續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在清除“左”的影響，落實統戰和宗教政策的過程中，由于對中央的政策把握不夠準確，對西藏的歷史和現實缺乏深刻理解，導致了一些偏差和失誤產生，在各族干部群眾中引發了一些思想認識上的混亂，也使分裂勢力滲透煽動、制造騷亂事件有了可乘之機。